“中国光谷”知识产权论坛在汉举行 重量级专家聚智赋能

在本质上而言，社会组织基于自身资源所拥有的社会公权力并不比国家权力更容易远离腐败。

这种社会组织的自治是一种逐渐生成中的社会自治，[30]也是社会组织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组织的自治与社会自治也是现代法治的必然要求和题中应有之义。

[3]2013年社会组织的发展也来自多种力量：既有自下而上的涌动，也有自上而下的推动。[10]参见赖臻：《四类社会组织在京登记注册无需主管单位》，http://news. xinhuanet. com/politics/2011 -04/07/c_121277671. htm，2014年4月22日访问。[24]2013年，权力形态出现多元流变与转移，以社会组织为依托的社会权力也获得了很大发展，这在根本上促进了权力制约机制的变迁。[11] 审批登记放开之后，地方性社会组织中四类组织新立数量呈放量性增长。[29]社会自治的发展在总体上助益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由此，践行法律、追求法治的主体从个人拓展到社会组织。[29]同前注[20]，吴玉敏文。明示习惯权利的民间规范一般地说是成文的，但在有些口耳相传的、或者行动中的民间规范中，也能够反映出其对习惯权利的明示特征。

[16]论者们尽管可以批判该规则的封建迷信色彩和落后保守本质，但迄今为止，生活在济南的人们，即使是外来者，在相关的交往活动中仍然非常重视对这条几乎是戒律的遵从，除非探视者对此戒律毫不知情或者取得病人及其家属的同意。另一种则是以货币进行买卖。尽管当某种习惯权利被纳入到国家法律、甚至国际法律范畴时，这些内国或国际法律也成为习惯权利之载体，但此时的习惯权利，业已在名称上发生了变化，即它是上升为法定权利的习惯权利，在本质上，它仍然是法定权利。笔者参加过汉民族许多地方的婚礼活动，这条习惯权利几乎在各地皆被贯彻（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也盛行此风习）。

它的构成性规则赋予共同体的每个成员以遵从既存习俗的义务，同时授予每个人相应的使习俗得以遵从的权利。何以会得出此结论？这是因为： 如前所述，无论习惯权利，还是民间规范，都是在一定社区范围内针对所有的主体而言的普遍性问题。

（4）享有本村兴办的各项公共事务公益事业的利益。特别是近代以来主权国家的兴起，即使尚处于初民社会的民族，也无可例外地被卷入到了主权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故在其习惯法之外，不得不接受主权国家借助文字所制定的一系列法律。这在后发达国家、乃至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新加坡）法治发展的事实中俯拾皆是。[11]至于一些以乞讨为业的人，当然应和真正的穷困潦倒的乞讨者区分开来。

下面笔者引述其中一些条文，并分别进行论述： 个体经商占地时，首先向村写出书面申请，由村审查报主管部门批准，办理好营业执照，并与村签订占地经商合同，由村落实占地数量和位置。如果说这种口耳相传的、或者行动中的民间规范太简单，尚不足以说明民间规范对义务的设定一般意味着权利的隐含的话，那么，笔者手头的一份成文化的、在文字上大体只有义务规定的民间规范（《天津陈缺屯村村民自治章程》 ）反映的则是同样的情形。民间规范要成为人们遵守的民间法，必须具备能够被普遍化的要素。这里要继续说明的是：民间规范乃是习惯权利的基本载体。

在一些人看来，民间法乃是落后、残忍的代名词，甚至以具体的民间法为例加以说明之。习惯权利针对法（国家法）定权利而言，它是指一定社区内的社会主体根据包括社会习俗在内的民间规范而享有的自己为或不为、或者对抗（请求）他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社会资格。

第三、面对一定社区内人们纠纷时的可请求性。在一定程度上讲，由于示范——模仿型的文本形式和口耳相传的文本形式更接近于人们的生活常态，或者它们本身就来源于社会生活本身，因之更能够表达和贯彻习惯权利的真谛。

因此，鄙人以为，提出习惯权利问题重要，即使我们将习惯权利说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明珠也未尝不可。可以预料，随着现代法观念的深入，在民间规范中更多、更广泛地明示习惯权利，将会是民间成文规范的一个必然趋向。这条不成文的规则本身表达的是一种义务性的命令，即对所有欲探视病人的人而言是一种义务性的约束。因此，可视为在民间规范中明示的习惯权利。不论行为的示范、语言的运用、文字的创生，皆在证明人存在的规范本质。其逻辑结局是过分张扬国家的理念，反倒无益于主体权利的保障。

如果主人家或新婚夫妇对闹新房不太热心或疑虑重重，还会遭到社区内人们普遍的道义谴责。同时也表达了习惯权利和（国家）法定权利的基本区别，据此，习惯权利应具有如下诸特征： 第一、习惯权利的规范根据为民间规范。

习惯权利因为内生于主体交往行为的实践，内生于主体的生活必需，因此，它的实现主要靠主体对习惯权利本身的自觉自愿，靠一定社会共同体对民间规范的自觉依赖。这种距离的克服，非得经过教育不可。

例如，一种影响甚大的观点是：前资本主义社会无权利概念。此外，在该章程的其他章节，也分别规定了村民的诸多权利，这里不一一引述。

至此，大体上可以回答笔者为何在这里强调要透过民间规范来观察和理解习惯权利的原因了：倘若我们有了习惯权利的概念，而仅仅使该概念停留于习惯权利本身，那么，单纯的习惯权利本身永远也不能成为社会秩序的构织者。我经常看到管理人员大声吆喝人们不要踩踏草坪，违者罚款。在山东济南的民众中，广泛流行并运用着这样一种口耳相传的或者行动中的规则：人们不得于下午探视病人。如果上述行动中的民间规范对习惯权利的明示性规定尚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下面我们继续引证一些地方在民国时期尚流行的民间规范（照例是行动中的）来说明。

功利的动物说明人作为规范动物的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一定能够自觉运用权利，特别是法定权利。

而那些因为迎合某种政策、意识形态或者一时的社会形势而建立的民间规范体系，往往不具有此种特点，所以，很难将其纳入到民间法中。其各半分劈者，砍伐人须代山主运送完妥，不须另出运费。

习惯权利之所以是人们的日常消费品，乃在于载负它的民间规范是人们日常生活之必需。最后，习惯权利的保障机制往往出自主体的自觉自愿，出自人们对相关规范的自觉依赖。

在如上所引的枯燥数字中，我们业已看出在民间规范中数目字管理的雏形，也看出在民间规范中权利义务分配（交换）的确然存在。如某次大赦天下令的颁发，往往纯粹是帝王们性之所来，心系天下的举措，是对天下被刑者恩赐的权利。如今通过全民公决的立法方式正方兴未艾，这种立法方式确实能够在最广泛的层面上保障公民们的协商参与，能够避免权利被部分人所赋予的情形，从而使权利成为公民们直接博弈的结果。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习惯权利从来所关乎的是人们的生活日用。

[17]该章程由南开大学于玉和教授搜集，并拟附录于其将要出版的《中国民间法简论》一书中。[14]如刘作翔：《具体的民间法》，载民间法与法律方法网BBS。

上面的引述内容业已证明：在当代中国的民间规范中，通过成文明示的方式规定习惯权利（其中有些权利则是对法定权利的民间转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当代中国国家法的影响在日益扩大）的情形。在这款主要以欲申请个体经商者之义务为内容的规定中，我们不难在逻辑上推论出在该款规定中隐含的该申请者以及其他主体应有的权利。

倘若习惯权利与人们的生活日用间发生了脱节，那么，其就变成可有可无的事项。若佃户有拖欠等事，业主始得夺之。